出品| 虎嗅科技組
封面| 視覺中國
全球新冠肺炎大爆發后，超級網紅馬斯克發了這樣一條推：“新型冠狀病毒恐慌是愚蠢的。”
馬斯克推特
這條Twitter霎時引起軒然大波，發布短短幾秒點贊數就破了30萬，現在已經達到了169萬。轉推數也早已超過了30萬。
大多網友直接開懟——
“我震驚了，一個不讓員工在家工作的公司老板，卻把那些為了保護工作場所免受高度傳染疾病影響的措施叫做‘愚蠢’……”
“窮人的憂慮在富人看來是愚蠢的。”
“我們倒是要看看馬斯克什么時候會刪掉這條推特。是死一個人、一千個人，還是等被起訴的時候？”
……
面對全球確診病例超過10萬這樣的數字，網友無法接受馬斯克看起來“不負責任”的言論。
而與馬斯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超級富豪——比爾·蓋茨的態度與做法。
早在中國疫情爆發的1月，他就對新冠肺炎給予了極大關注。認知的差異如此，無怪馬斯克曾稱二人的“談話內容一向無聊透頂”。
在比爾·蓋茨看來，這次疫情表現出百年不遇的病原體跡象，需要各界重視。“我希望情況不會這么糟糕，但我們應該做好充分準備”，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正因如此，蓋茨基金會迅速投入了全球疫情防控戰。
1月末，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承諾承諾出資1000萬美元投入全球抗疫。2月5日，又宣布將資助上限提高至1億美元，幫助全球科研院所、生物技術公司、政府部門等加速新冠病毒疫苗、治療藥物和診斷方法的研發。
就在昨天，蓋茨基金會宣布其中的5000萬美元流向了一個名為“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COVID-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的項目。加速器的發起方還有惠康基金會和萬事達卡公司，三方將共同投入最高1.25億美元資金協助各國應對疫情。
時隔1個多月，這些投資已經逐漸落在了全球各科研團隊、相關公司及政府等的新冠肺炎研究項目中，包括病理學及試劑、疫苗、治療方案的研究，分擔了疫情下的社會責任。
而從投資角度來看，蓋茨基金會對痛點的敏銳程度、尋找創新解決方案的速度，以及將這些創新納入一個完整生態系統以加速落地的做法，值得商業投資借鑒。
1億美金砸向新冠
據外媒報道，蓋茨基金會資助的一項華盛頓大學的研究項目將很快在西雅圖地區發放新冠病毒家庭檢測試劑。
雖然試劑發布時間尚未明確，但上線后，出現疑似癥狀、擔心自己可能感染的當地居民可以線上申請試劑盒，試劑盒將在2小時內送達。
在家完成鼻拭子樣本的采集后，申請人的樣本將被送往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實驗室進行檢測，1~2天即可以得到診斷結果。
檢測結果將同步給當地衛生官員。呈陽性的感染者可以線上提交他們的活動軌跡及接觸人員，以便政府跟蹤病毒的傳播。
“從我們的經驗來看，應對這次疫情的重點之一在于及時確診患者，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隔離和治療，同時也要確定患者接觸過的對象，這些人也需要進行隔離觀察”，蓋茨基金會的冠狀病毒應急小組負責人Scott Dowell說。
而這一產品不僅將提升西雅圖地區的新冠肺炎診斷能力，還能降低人們到醫院檢查的交叉感染風險。
更早之前，蓋茨基金會資助了一些疫苗研發的項目。這些疫苗研發的投資是蓋茨基金會通過為CEPI（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間接完成的。
獲得蓋茨基金會與英國獨立研究基金會惠康、比利時政府、歐盟委員會等共計7.6億美元投資的CEPI，相繼投資美國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制藥公司Inovio、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德國生物制藥公司CureVac AG的疫苗研發，在本次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Moderna實驗室
即便疫苗距離真正上市還有12~18個月的時間，可能追不上疫情發展到終局的腳步，但mRNA疫苗技術和工業很可能在這次疫情中有新的突破——畢竟一直以來，mRNA疫苗還停留在理論階段。
中國的相關研究也得到了蓋茨基金會的幫助。
此前，廈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對新冠病毒抗原表位鑒定及流行病學預測模型、風險評估的研究，不僅獲得蓋茨基金會的專項捐贈，還得到后者全球領域醫學專家團隊的學術和技術支持。
得益于這些研究的進展，國內的新冠病毒抗體及核酸檢測試劑盒才可以更快地投入使用。
而蓋茨基金會最新發布的“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則聚焦于治療。
據官方介紹顯示，加速器將通過加快新藥研發、評估老藥信用和生物制劑的方法讓確診患者盡快得到治療，并承諾為資源匱乏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公平可及、價格可負擔的產品。
合作的三方也希望在這次對抗新冠病毒的基礎上，找到其他病毒性疾病的治療之鑰。
至此，在短短1個半月的時間里，蓋茨基金會逐步實現了新冠病毒基礎研究、診斷、防控、治療的全線布局。這些項目之間也可以通過協作，更快推進。
與其說是慈善，倒不如解讀為投資
這種布局，其實是蓋茨基金會一貫的打法。
2000年1月，比爾和梅琳達夫婦成立蓋茨基金會，致力于提升全球的健康水平，減少貧富國家和人口間的健康不平等。
雖然是做慈善，但蓋茨基金會并不直接濟貧，而是尋找并支持能夠持續、有效解決人類所面臨問題的方式。
20年以來，蓋茨基金會在艾滋病、肺結核、瘧疾等重大傳染病領域投資學術研究、預防、治療等項目。到今年年初，累計捐贈538億美元。
除了不考慮財務回報，蓋茨基金會的判斷與投資并無二致——找痛點，找有能力解決痛點的人、企業和機構。
但這不意味著蓋茨基金會不對投資成本、風險及回報有所考量。在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掌舵下，相比于商業投資，蓋茨基金會更重視項目的實際效應及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政府需要將大多數資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證實有效的解決方案上，企業對股東負有受托責任，而像我們這樣的基金會則擁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嘗試那些他們不會嘗試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許會帶來突破。”比爾·蓋茨在2020年信中寫道。
然而，與上述長久存在的疾病不同，即便新冠病毒當下十分危險，但也有像SARS那樣很快結束的可能。這或許就是馬斯克認為恐慌愚蠢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大額投資是否值得？
比爾·蓋茨認為這是一次劃算的交易。如今，新冠病毒已經給人類生活、各個產業上下游和股市帶來了極大影響，為減輕影響而做的一切投入都有很大意義。
更何況，對新冠病毒的研究也能給未來可能爆發的其他流行病積累經驗。這種基礎建設性的回報將是長遠的。
而以賬面回報來看，這種投資理念偶爾也會讓蓋茨基金會賺到一些“回頭錢”。
2013年，蓋茨基金會以購買股票的形式投資生物科技公司Anacor500萬美元，資助后者研發罕見疾病藥品。
令人意外的是，短短兩年半間Anacor的市值從2億暴漲至45億。待蓋茨基金會拋掉大部分Anacor的股票時，投資回報率達到了17倍——這在生物醫藥投資圈中，已經是個很好的數字了。
更何況是在規模極小的罕見病領域實現這么高的回報。要知道，罕見病在WHO的定義是患病人數占總人口的0.65‰～1‰。
事實上，蓋茨基金會的投資思路也能給國內的醫療健康投資一些啟示。
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的生物科技公司現在仍以仿制創新為主。
以腫瘤藥物領域為例，國內藥企的創新大多是在國外已發現的靶點上進行藥物改良，從價格、服務用劑量、副作用等方面為患者提供價值。
風投們也更愿意選擇這樣的標的。相對來講，這樣的項目風險小，市場也已經過驗證，更容易獲得財務回報。但從近兩年港股IPO生物醫藥公司的市值表現來看，顯然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很弱。
畢竟，作為醫療科技公司，創新才是命脈，完全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才是根本要解決的問題。
對于創新來講，必須先有生存的土壤，才有持續發展并壯大的可能。可以說，蓋茨基金會用公益性投資為idea提供了一條通往商業化的路徑，這正是國內的資本市場所缺乏的。
而投資機構只有將眼光放得更長遠，發現、支持并協調基礎創新，才能最終帶動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從而獲得更好看的賬面數據。
這與現在的投資模式完全可以并行，只不過對投資機構的眼光和風險的承擔能力有更高的挑戰。
出品| 虎嗅科技組
封面| 視覺中國
全球新冠肺炎大爆發后，超級網紅馬斯克發了這樣一條推：“新型冠狀病毒恐慌是愚蠢的。”
馬斯克推特
這條Twitter霎時引起軒然大波，發布短短幾秒點贊數就破了30萬，現在已經達到了169萬。轉推數也早已超過了30萬。
大多網友直接開懟——
“我震驚了，一個不讓員工在家工作的公司老板，卻把那些為了保護工作場所免受高度傳染疾病影響的措施叫做‘愚蠢’……”
“窮人的憂慮在富人看來是愚蠢的。”
“我們倒是要看看馬斯克什么時候會刪掉這條推特。是死一個人、一千個人，還是等被起訴的時候？”
……
面對全球確診病例超過10萬這樣的數字，網友無法接受馬斯克看起來“不負責任”的言論。
而與馬斯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超級富豪——比爾·蓋茨的態度與做法。
早在中國疫情爆發的1月，他就對新冠肺炎給予了極大關注。認知的差異如此，無怪馬斯克曾稱二人的“談話內容一向無聊透頂”。
在比爾·蓋茨看來，這次疫情表現出百年不遇的病原體跡象，需要各界重視。“我希望情況不會這么糟糕，但我們應該做好充分準備”，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正因如此，蓋茨基金會迅速投入了全球疫情防控戰。
1月末，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承諾承諾出資1000萬美元投入全球抗疫。2月5日，又宣布將資助上限提高至1億美元，幫助全球科研院所、生物技術公司、政府部門等加速新冠病毒疫苗、治療藥物和診斷方法的研發。
就在昨天，蓋茨基金會宣布其中的5000萬美元流向了一個名為“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COVID-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的項目。加速器的發起方還有惠康基金會和萬事達卡公司，三方將共同投入最高1.25億美元資金協助各國應對疫情。
時隔1個多月，這些投資已經逐漸落在了全球各科研團隊、相關公司及政府等的新冠肺炎研究項目中，包括病理學及試劑、疫苗、治療方案的研究，分擔了疫情下的社會責任。
而從投資角度來看，蓋茨基金會對痛點的敏銳程度、尋找創新解決方案的速度，以及將這些創新納入一個完整生態系統以加速落地的做法，值得商業投資借鑒。
1億美金砸向新冠
據外媒報道，蓋茨基金會資助的一項華盛頓大學的研究項目將很快在西雅圖地區發放新冠病毒家庭檢測試劑。
雖然試劑發布時間尚未明確，但上線后，出現疑似癥狀、擔心自己可能感染的當地居民可以線上申請試劑盒，試劑盒將在2小時內送達。
在家完成鼻拭子樣本的采集后，申請人的樣本將被送往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實驗室進行檢測，1~2天即可以得到診斷結果。
檢測結果將同步給當地衛生官員。呈陽性的感染者可以線上提交他們的活動軌跡及接觸人員，以便政府跟蹤病毒的傳播。
“從我們的經驗來看，應對這次疫情的重點之一在于及時確診患者，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隔離和治療，同時也要確定患者接觸過的對象，這些人也需要進行隔離觀察”，蓋茨基金會的冠狀病毒應急小組負責人Scott Dowell說。
而這一產品不僅將提升西雅圖地區的新冠肺炎診斷能力，還能降低人們到醫院檢查的交叉感染風險。
更早之前，蓋茨基金會資助了一些疫苗研發的項目。這些疫苗研發的投資是蓋茨基金會通過為CEPI（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間接完成的。
獲得蓋茨基金會與英國獨立研究基金會惠康、比利時政府、歐盟委員會等共計7.6億美元投資的CEPI，相繼投資美國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制藥公司Inovio、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德國生物制藥公司CureVac AG的疫苗研發，在本次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Moderna實驗室
即便疫苗距離真正上市還有12~18個月的時間，可能追不上疫情發展到終局的腳步，但mRNA疫苗技術和工業很可能在這次疫情中有新的突破——畢竟一直以來，mRNA疫苗還停留在理論階段。
中國的相關研究也得到了蓋茨基金會的幫助。
此前，廈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對新冠病毒抗原表位鑒定及流行病學預測模型、風險評估的研究，不僅獲得蓋茨基金會的專項捐贈，還得到后者全球領域醫學專家團隊的學術和技術支持。
得益于這些研究的進展，國內的新冠病毒抗體及核酸檢測試劑盒才可以更快地投入使用。
而蓋茨基金會最新發布的“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則聚焦于治療。
據官方介紹顯示，加速器將通過加快新藥研發、評估老藥信用和生物制劑的方法讓確診患者盡快得到治療，并承諾為資源匱乏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公平可及、價格可負擔的產品。
合作的三方也希望在這次對抗新冠病毒的基礎上，找到其他病毒性疾病的治療之鑰。
至此，在短短1個半月的時間里，蓋茨基金會逐步實現了新冠病毒基礎研究、診斷、防控、治療的全線布局。這些項目之間也可以通過協作，更快推進。
與其說是慈善，倒不如解讀為投資
這種布局，其實是蓋茨基金會一貫的打法。
2000年1月，比爾和梅琳達夫婦成立蓋茨基金會，致力于提升全球的健康水平，減少貧富國家和人口間的健康不平等。
雖然是做慈善，但蓋茨基金會并不直接濟貧，而是尋找并支持能夠持續、有效解決人類所面臨問題的方式。
20年以來，蓋茨基金會在艾滋病、肺結核、瘧疾等重大傳染病領域投資學術研究、預防、治療等項目。到今年年初，累計捐贈538億美元。
除了不考慮財務回報，蓋茨基金會的判斷與投資并無二致——找痛點，找有能力解決痛點的人、企業和機構。
但這不意味著蓋茨基金會不對投資成本、風險及回報有所考量。在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掌舵下，相比于商業投資，蓋茨基金會更重視項目的實際效應及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政府需要將大多數資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證實有效的解決方案上，企業對股東負有受托責任，而像我們這樣的基金會則擁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嘗試那些他們不會嘗試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許會帶來突破。”比爾·蓋茨在2020年信中寫道。
然而，與上述長久存在的疾病不同，即便新冠病毒當下十分危險，但也有像SARS那樣很快結束的可能。這或許就是馬斯克認為恐慌愚蠢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大額投資是否值得？
比爾·蓋茨認為這是一次劃算的交易。如今，新冠病毒已經給人類生活、各個產業上下游和股市帶來了極大影響，為減輕影響而做的一切投入都有很大意義。
更何況，對新冠病毒的研究也能給未來可能爆發的其他流行病積累經驗。這種基礎建設性的回報將是長遠的。
而以賬面回報來看，這種投資理念偶爾也會讓蓋茨基金會賺到一些“回頭錢”。
2013年，蓋茨基金會以購買股票的形式投資生物科技公司Anacor500萬美元，資助后者研發罕見疾病藥品。
令人意外的是，短短兩年半間Anacor的市值從2億暴漲至45億。待蓋茨基金會拋掉大部分Anacor的股票時，投資回報率達到了17倍——這在生物醫藥投資圈中，已經是個很好的數字了。
更何況是在規模極小的罕見病領域實現這么高的回報。要知道，罕見病在WHO的定義是患病人數占總人口的0.65‰～1‰。
事實上，蓋茨基金會的投資思路也能給國內的醫療健康投資一些啟示。
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的生物科技公司現在仍以仿制創新為主。
以腫瘤藥物領域為例，國內藥企的創新大多是在國外已發現的靶點上進行藥物改良，從價格、服務用劑量、副作用等方面為患者提供價值。
風投們也更愿意選擇這樣的標的。相對來講，這樣的項目風險小，市場也已經過驗證，更容易獲得財務回報。但從近兩年港股IPO生物醫藥公司的市值表現來看，顯然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很弱。
畢竟，作為醫療科技公司，創新才是命脈，完全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才是根本要解決的問題。
對于創新來講，必須先有生存的土壤，才有持續發展并壯大的可能。可以說，蓋茨基金會用公益性投資為idea提供了一條通往商業化的路徑，這正是國內的資本市場所缺乏的。
而投資機構只有將眼光放得更長遠，發現、支持并協調基礎創新，才能最終帶動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從而獲得更好看的賬面數據。
這與現在的投資模式完全可以并行，只不過對投資機構的眼光和風險的承擔能力有更高的挑戰。
